这就不仅需要学习已有的理论，更要广泛地发展经验研究，使法治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实践同时纳入到研究中，更全面地考虑法律实践带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法律学是最古老的法学形态。

努力建设和繁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工程。新世纪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背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更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中国法学的本质特性。[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５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５月19日，第2-3版。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王奇才主编：《中国法学大事记：1978-2018》，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8-278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保护由个人自由保护得以实现，任何进一步的规制内容都不符合竞争不被扭曲的公众利益。

阻止消费者损害可能是滥用控制的核心理由但不是必要条件。依附于具体秩序的规则只是构成秩序的一部分，是秩序的手段。由集体意向性建构制度性事实，其关键就在于将特定种类的功能赋予某些对象。规范论眼中的法秩序，是由许多规则与法规所合成，是量的概念，法秩序本身并不具有独自的性质，具体的秩序因而被狭隘化为法规。

其适用不能脱离情境性，必须关注现实的具体秩序。经济法基础理论被悬隔不顾之后，竞争法研究偏安于所谓具体制度的研究，但实际上为学日进，为道日损，甚则对制度本身的精义未能真切体认，只能一味尾随法律经济学亦步亦趋，迷失了竞争法自身的本性。

经济法市场行为规范致力于制度保护。作为制度的竞争无非是市场参与者行动自由的总和，对竞争不被扭曲的保护仅限于对市场参与者竞争自由的保护。而战略联合事实上提高了市场效率、刺激了创新、增强了生产性竞争，有益于公众，所以不可能成为政府攻击的靶子。竞争法所追求的是包括竞争者、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多元目标。

欧洲初审法院提出，《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2条（即《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不是揭示被诉行为对消费者有任何实际或直接的影响。基于此种超脱性，可以得出赋予规范论者以优越地位、并使其成为法律史上永恒类型的一项论证。如今的效率大词被芝加哥学派作为终极辩护，和当年所使用的公共利益大词的功能如出一辙。因此，竞争的制度保护和个体保护辩证地在一个共同的交汇点被扬弃，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浑然融为一体，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在促进私人利益，或者说，为了促进私人利益才去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勒尼德•汉德法官（Learned Hand）在1945年美国政府诉美国铝业公司案中指出，在竞争中获胜的竞争者不应该被谴责，并用事竞功成的短语来概括其理论。经过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的否定之否定，目前似乎呈现返归迹象。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可以分为分的合作与合的合作。

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法律的实现，也就是政治决断的实现。我国学术界对于反垄断法制度保护的模式与权利归属保护模式的差异性有所觉察，认为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另辟蹊径，不同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面保护，而是通过反向制裁达到保护的目的，以法律救济为主要措施的特点。中国竞争法应该以志道作为重头戏，追根问底，用思想反观制度，亦即用经济法理念审视具体制度，并从制度本身中提炼出思想，揭示出蕴含于制度的思想，开显、发掘和安顿竞争法的精神气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变化不居的生活现实是现代性的表现，与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相适应，法律本身必须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唯此才能具有普适性和灵活性。相反，如果规范无法展现于具体处境中时，也就是失序时，规范仍然是抽象有效的，规范论者并不关心或者不必关心失序的状态如何。

干预主义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当今颇具争议的人物，被贴上传统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意大利谱系中的法西斯主义者、保守派的革命者、具有洞察力的马克思的评论家、反犹主义者等标签，对其定位莫衷一是。基于竞合理论描绘的应然状态，一个对于竞争法普遍流行的误解在于，竞争法片面追求竞争而否定合作的价值，所谓竞争法理想图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垄断将广泛存在，不正当竞争层出不穷，除了极少数市场强者和垄断者以外，绝大多数主体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这种论断只能存在抽象的演绎，在思维方式上不符合辩证法，完全脱离实际。

人为形而中，外在形体有形有象而为形而下，内在生命无形无象而为形而上。具体的秩序包含通常的类型、通常性概念这样的尺度，并被视为构成一切法律规定的前提。

在哈耶克看来，外部秩序并非自生自发，而是基于人为建构，在建构设计的意义上运作。不被扭曲的竞争作为对市场参与者竞争自由的辩证扬弃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值得保护利益的公分母。但社会秩序不同于自然秩序，后者服从必然的逻辑和规律，前者则是无数个人自由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演进的理性，就是认识社会制度演进的客观规律。

一味以实定法为对象，在将制度视为被政治共同体的强制力所担保的规则集合的定义中，以为实定法就是制度的范例，这将限制讨论的视野，不无本质主义的错误。因此，法治被哈耶克称为一种超法律原则，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

正因这样格伯尔提醒中国学术界，虽然欧洲的制度经验对中国的法律移植助益良多，但这些相似性是与被称为竞争法的工具性目的，即与竞争法本身的外部目的相关。没有法治精神，即便法律繁密如牛毛茧丝，也无济于事。

但这种确定不仅包括静的确定，而且也包括动的确定。现实中的法律人思维总是期望和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进入法律教义编织的世界，接受法律人的判断和推断，否则就违反了神圣的法治。

随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法律社会化运动的兴起乃至后来消费者主权观念的勃发，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公共福利等价值理念逐渐融进竞争法领域，先后进入了美国竞争法的价值王国，但并非能与对于自由、公平的竞争的促进和维护这一美国基本经济哲学等量齐观、并重而视，只是在充分尊重并不妨碍竞争机制正常运行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前提下作为次一级的法价值而存在，不能反向而乱次第。当然，建构理性并非就是谬误，但不能脱离演进的理性，两者必须紧密结合。制度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论的支持。[8]进入20世纪，莫里斯•奥里乌认为制度为法的根本的至关重要的观念，对德国也产生影响。

竞争这一功能有助于确保国家权力不被作为促进市场权势企业利益的工具，从而也确保政治自由。构成性规则的一般形式是X在C中算作Y。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不能单纯地有为，也不能单纯地无为，而应在有为和无为中寻找一个平衡点。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詹姆斯•F•里尔(James F. Rill)指出，反垄断法的核心是要政府履行其维护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义务，使之既不受私人的限制竞争性的损害，也不受国家的限制竞争性的干预，通过看不见的手配置社会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通过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制裁维护了市场同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反过来，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反垄断法同样保护了被制裁的权利滥用行为人的合法权利。竞争造就了更具有竞争力的合作，合作加剧了更为激烈的竞争。